地球的一半｜青藏高原上的网围栏错了吗？

　　《狼图腾》里的东乌珠穆沁辽阔的草原，那是我的家乡，从小我就与草原、羊群、白云蓝天为伴，对草原有着浓浓的眷恋。天边草原乌拉盖不仅给了我最朴实的信仰，也给了我真性情。草原不仅在精神层面令人获益无穷，在物质上也非常慷慨，特日勒格（蒙古袍）、查干伊德（奶食品）和格尔（蒙古包）等都是长生天下那绵延万里草原的恩赐。

　　草原人对自然和生命存满了敬畏之情，因而也诞生了众多生存智慧和生态法则。例如在草原深处的毡房周围，牧民会挖一条深沟，其功能就是防火，一旦毡包起火，可以防止火势扩散波及更大面积的草场。反之，一旦外面草场着火，火势也闯不进居住的毡包，可以保护生命。此外，每年春季，我们要给羊的脖子上挂一个轻快的小罐子，罐子底部开一些小洞，里面装上草种子，这样羊可以一边吃草，一边种草——为自己的索取买单，这是不起眼，但非常了不起的智慧。

　　我们也从小就传承保护草原的文化和思想。我所理解的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就是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珍惜来之不易的大自然的恩赐，让我们索取的欲望与自然馈赠平衡。比如，我父亲就坚决不允许我们挖药草，他的理由是一旦挖开草皮，羊蹄子会因为插入洞里而折断，另外草皮被破坏后很难恢复原状。后来，当我行走在青藏高原上，遇到破坏的草皮就尽量把它回填成原状。类似这些对草原保护的理念很多，它深切的渗透到了每个苏木嘎查（乡、村）、乃至热爱草原的牧民们的血液里。

　　然而，记忆中，时常有排山倒海的围栏一片一片的扑面而来，让我越发关注家乡草原的未来。在90年代末期我读高中的时候，围栏就很普遍。那个时候，我非常讨厌它们，很多围栏把路都截断，每次回家要绕很大的圈子，不能“信马由缰”了。要知道没有围栏的草原，可是真正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围栏之前，我家的羊到了邻家的草场，邻家的牛到了我家的草场，大家都无所谓。至于两家之间的边界设置就更简单了，邻里之间相互理解和包容，隔几年丈量一次土地，都是用步子量，数够了，就放一块大点的石头，或者打个木桩。而后来，边界全部被围栏代替，牧民们彼此交流也少了，突然某一天发现牛羊数量也激增。越来越多的围栏，让回家的路变得更为困难（我大学毕业回家，还闹了个笑话，差点没有找到自己的家）。当初，根本没有意识到围栏对草地生态系统带来的各种影响，直到读博期间，探索青藏高原，才逐渐对围栏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

　　写下这段诗歌的时候，我已经在青藏高原开展高寒植被地理格局研究近10个年头了。这十年，足迹踏遍了高原每一寸土地，从祁连山下到三江之源，从金银滩到年宝玉则，从纳木错到狮泉河，从夹贡嘎雪山到冈仁波齐，踏歌而行，一路追寻高原的沧桑。

　　这十年，目睹了高原经济的腾飞，也看到了卓有成效的青藏高原生态工程发挥的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也体会到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给高寒草地保护提出的新挑战。例如，有高原小精灵之称的高原鼠兔被很多人当做破坏草地的”凶手“，也有科学家指出，毒药灭鼠导致它们的天敌如藏狐和大鵟等锐减才加剧了草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这些都是草地食物链出现断裂造成的，用生态的手段去解决生态的问题可能更合理一些。再譬如，毒杂草狼毒的大量出现被认为是草地退化的象征，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保护草原呢，防止牛羊啃食和踩踏，休养生息，以恢复地力。

　　一个区域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绝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而是多个因素叠加、串联和多米诺效应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更为复杂。

　　高原奔波多年，真正开始关注围栏问题是源于2016年，那时，我参与了针对西藏和黄河源的草地退化和恢复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9年，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生态安全屏障优化体系的支持下，我开始对围栏做全面的理解和调查。此外，调查中经常看到大型野生哺乳动物被挂死在围栏上，令人感触很深。

　　国家开展围栏禁牧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要保护和恢复那些退化的草原，实现草地可持续利用。然而，从其2003年全面实施以来就被广泛关注，它改变了千年来形成的“逐水而居，逐草而牧 ”的传统游牧模式。最近几年，随着围栏年限的增加，围栏效应更加凸显，针对其生态效应研究报道很多，大多研究从单一的角度探讨和比较其利弊，尚缺乏综合而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围栏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功能及其对牧民认知的影响，人们的认识还很有限。因此，我们就有了综合多个方面，探究围栏作用的想法。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围栏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如何才能高效的发挥围栏的积极作用？

　　我和我的十几位学生设计了2018和2019年的青藏高原围栏样带 调查。调查实施历时4个月，行程3万5千公里，我们对区域的围栏进行了全面的摸底；在四川省、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42个县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照片和档案；我们对公开发表的关于围栏的资料，进行数据提取、比对和分析；使用网格分析评估大型野生动物与围栏的关系，比较分析了围栏与非围栏区域的放牧压力，梳理了牧民关于围栏的认知，综合国家在围栏工程方面投入等信息，试图综合的去评定围栏的作用。

　　我们发现围栏禁牧时间为4年和8年的，可以有效地促进高寒草甸以及草原的地上植被生长，但是更长时间的围栏并没有带来任何生态和经济效益。针对围栏与野生动物冲突的问题，我们除了直观展示现场照片外，还计算了围栏的联结度，模拟了野生动物与围栏的关系。结果发现围栏限制了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特别是大型野生哺乳动物，长期围栏还会进一步切断物种的基因交流，可能导致某些物种退化。此外，围栏的面积扩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非围栏地区的放牧压力，也加剧了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冲突，野生动物伤人、伤家畜的事件频发。问卷调查发现，尽管地方政府和国家财政投入巨大，但是牧民的满意度并不高，倾向于游牧的家庭不少。因此，我们建议在适当的情况下，应鼓励传统的游牧方式，在退化的草地上应该且务必采用短期围栏(4-8年)，在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应避免使用围栏，如若尔盖湿地、三江源国家公园和羌塘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受保护的大型哺乳动物分布的区域。总而言之，只有把围栏当做草地恢复过渡期而非永久性使用的措施，它才是有益的草地管理手段。

　　尽管我们首次综合评估了青藏高原围栏工程效应，通过数据证实了围栏的积极作用和负面效应，为后期进一步制定科学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但这绝不是最终的结论。全球变化时刻影响着生态系统的循环、发展和演替。为了提高围栏效应评估精度，服务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可持续管理，未来应该设置标准化围栏观测样地，且观测样地需要多点分布，覆盖整个高原区域，设定精确的牛羊数量等统一标准并开展长时间序列的跟踪研究。

　　特别要提出的是，探索生态环境的奥妙，单纯的几个点位观察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地貌复杂、气候寒冷、生境严苛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理解高原的植被地理格局显得尤为重要。 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的联结，阻挡了印度季风和西风对青藏高原的水汽输送，在高原“抽气系统”的影响下，来自东亚季风带来的水汽被源源不断的抽提到高海拔的青藏高原，从第一阶梯开始，水汽不断的消耗，因此在高原面上，形成了从东南到西北递减的降雨梯度格局。而受长期降水梯度的影响，植被类型分异明显，形成了森林、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逐步过渡的植被地理格局。

　　青藏高原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草地管理必须在了解青藏高原的气候、植被和土壤等地理格局和时空动态的基础上。例如，若尔盖高寒草甸年均降雨量达到700毫米，退化的草甸在围栏1-4年后就能很快恢复，而那曲地区申扎高寒草原年均降雨量300毫米，高寒草原发生退化后，需要围栏5-8年才能够恢复。未来更为精确的围栏评估，应该设置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等不同草地类型，甚至需要基于高原的降雨、温度和海拔等梯度设置观测实验。围栏和放牧是草地管理利用的两种主要形式，也是人类活动对高原植被动态影响的两种主要驱动力，基于地理格局的考虑来划分和管理围栏以及放牧是草地可持续利用的新思路。

　　关于青藏高原草地的保护和利用问题，追梦高原的几代学者都为之奋斗不止，牧民、基层干部、社会组织、决策者、新闻工作者和科学家等也在长期的关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见地。解决高原的生态问题，就要和不同的意识圈层交流、认知、重新认知，进而更为综合和客观的看待问题。关于草原生态问题及围栏效应的思考，我是 “翻译官”，仅仅是把他们想说的话转述给大家，更为深刻的关于这片苍茫大地的生生不息的故事，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高原人的坚持和付出。

　　写到这里时，听闻蒙古高原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为了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牧区现代化建设，拆除了7万米网围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