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塘草原会是属于我们的“塞伦盖蒂”吗

　　当怀庆和星羽他们兴奋地在嘉塘草原抓到第一只藏狐的时候，他们给这只因为馋了一口甜皮鸭而被迫戴着颈圈在草原上流浪的家伙取名叫做“白牙”。白牙戴上颈圈时应该才一岁，牙齿很完整，也很白。

　　怀庆是吕植老师的博士生，星羽是我的同事，我们在嘉塘草原计划给10只藏狐佩戴GPS颈圈，希望借此来增加对于这一日益网红的物种的基本了解。

　　在抓到第一只藏狐之前，怀庆和星羽在草原上蹲点了很久，不断和看起来狡猾的藏狐斗智斗勇，略有点讨好地想出了请“狐”入瓮的各种办法，比如在笼子口放一只鼠兔，或者放一块牛肉，最终证明，至少白牙更喜欢的是“邛崃甜皮鸭”。

　　邛崃甜皮鸭是玉树一家很正宗的川菜馆，在出过一段时间清汤寡水的野外的时候，大家总喜欢去大快朵颐一顿，总是看起来油好像并不要钱的川菜无疑是补充油水的好选择，而甜皮鸭毋庸置疑是店里的招牌菜。

　　所以，不知道那天是谁突发奇想，走的时候顺手带走了一根鸭腿，于是，我们抓藏狐的研究也终于开了张。

　　除此之外，怀庆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想要增加笼子的舒适性、减少佩戴颈圈操作的时间，以及把颈圈的重量控制在藏狐体重的3%以下，从而让藏狐戴着颈圈时的感受稍微好一些。

　　不同于喜欢走有着标志性大石头的崖壁和视角开阔山脊线的雪豹，藏狐整日混迹于草原，不太容易找到固定的行动路线，常用的红外相机并不能帮助我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因此颈圈就成为了比较好的选择。通过这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位点的设备，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信息，比如，藏狐的活动范围到底有多大；藏狐的生活史，它能活多久，多少岁性成熟；它每天能够捕食多少鼠兔，在草原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嘉塘有星空的日子里，夜晚的迷雾会一直连绵到远处的山峦，月色投射在露气里，周围的房屋、牛圈和车辆都氤氲起来，你可以看见遥远的星空，而不一定可以甄别稍远处的自然。人类的孤独会在这寒冷的夜里不断地蔓延出来，而此时不断有藏狐的位点信号传来，仿佛是这个时代属于荒野的声音。它没有说话，却在表达。

　　直至今天，我们已经给七只藏狐佩戴上了颈圈，后来的被分别取名为：瓜妈、老瘸、黑蛋、牛腩、火锅和豆豉。有些名字来源于藏狐的体征特点，有些藏狐起的则有生活的烟火气，是在涮火锅的时候想出来的主意。在嘉塘，4300米的海拔，把饭煮熟并不那么容易，吃火锅通常是个不错的选择。

　　每个颈圈会间隔一小时录一个位点，于是这几只藏狐像是一个个喷墨的艺术家，在草原上不断地画出自己的位置，斑斑点点，最后形成一整个区域，彼此分离和适度交错。

　　这其中，火锅是众人眼中的藏狐明星，因为它就生活在保护站的周围，每次出野外和晚上归来时都能见到。

　　它对人类也不恐惧，每次当你站在那观察它的时候，它也一脸淡然且迷茫地看着你，仿佛你才是一个闯入者，闯入世界屋脊的“两脚兽”。

　　研究显示，和雪豹等猫科动物不一样，藏狐是爸爸和妈妈共同养育幼崽，一般在冬春季产仔，大半年后幼崽独立。由于野外严酷的生存环境，藏狐的野外寿命一般只有3-4年。这些简单的生活史信息，如果能够得到持续的积累，会让藏狐的形象拼凑的更加完整。

　　当然，我们也希望，当真的拼凑起来的时候，不会发现它的真身，原来是一个“狐主任。”

　　嘉塘位于玉树州称多县的珍秦镇，这片雅砻江的源头流淌出的区域，在群山之间勾勒出了一片开阔平坦的草地，周围山势平缓而连绵，可以阻挡一部分的风雨，也不至于形成局部的小气候而长出繁茂的灌木森林。

　　通常的说法是，嘉塘在藏语里是“彩虹之地”的意思，但我一直觉得，嘉塘其实和“羌塘”在藏语的发音很类似，都是“北方的草原”。

　　对于整个玉树州来说，嘉塘都是非常好的大草原，平缓连片，地势开阔，水草丰美，因此也是人口和牛羊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怀庆的博士研究是做鼠兔和草场退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在过去争议了很多年，鼠兔、草地和放牧到底是如何影响彼此的，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还是有着更为复杂的互动机理。

　　比较常见的说法是鼠兔导致了草地退化，所以大量的草场恢复和治理政策是以灭鼠为主要手段；近些年的研究说明鼠兔是草地退化的结果，而不是草地退化的原因，是因为已经退化的草地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促进了鼠兔的扩张。这个结论帮助洗脱了部分鼠兔的罪名，但是并没有解决在鼠兔过量的情况下到底该如何控制这个物种的数量，进而促进草地退化的解决。作为三江源生态系统的基石，简单的毒杀鼠兔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本身，还有可能制造出新的问题。

　　怀庆的研究希望把草地退化的过程分解，建立草的类型、高度、盖度和植物种类的多重指标，从来细分的来看放牧和鼠兔在这几个指标变化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在三江源工作了很多年，最初的工作是从雪豹入手的，但是雪豹和岩羊因为在进化上选择了远离人类的生态位，和家畜的重叠程度以及竞争并不太强，那么我们还是缺乏对于这个区域人与自然互动的了解。于是，我们需要关注草原。

　　在嘉塘，使用草原的有藏原羚、藏野驴，以及数量不多的盘羊，当然，还有鼠兔和旱獭，这些包括家畜在内的食草动物，供养着诸多的食肉动物以及人类。人类和野生动物，因为草地被联系在了一起。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肖凌云博士正在和北大合作，在这里开展有蹄类和家畜竞争关系的研究，在青海省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的支持下，现在也已经给一只藏原羚带上了颈圈，她的研究计划会在嘉塘，给十只藏原羚佩戴上颈圈。

　　藏原羚是一种胆子极小的有蹄类，生性温润而警觉，拥有一个可爱的白屁股，奔跑起来一蹦一跳，像是草原上闪耀的光斑。

　　藏原羚喜欢平缓而稀疏的草地，因此和家畜的竞争通常比较激烈。但随着这些年牧民饲养的山羊和绵羊的数量越来越少，可能会引来藏原羚的回归。

　　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影响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猎杀某些野生动物，但是我们通过饲养某些家畜，从而改变了草地生态系统；或者增加与野生动物从食性和空间上的竞争，也在深刻影响着一片土地上众多生命的数量和生存的权利。

　　藏族的传统文化里强调众生平等，但是在生态系统里，是不是众生生来就不平等呢？关键物种是否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不同的物种到底是什么角色？

　　小雨在很多地方都在放狼的嚎叫，希望这样可以记录下狼群回应的声音。我觉得，如果在野外走着走着听到狼的嚎叫，那不是挺瘆人的，就好像山神生气了一样。狼因为对于家畜的捕食而被很多牧民厌恶，但同样也被某些牧民认为是山神的猛兽而得到一些谅解。

　　和藏狐不一样，狼对于草原上的众生拥有更加生杀予夺的权利，作为大型的顶级食肉动物，狼可以掌控所有有蹄类的生存，这其中也包括牧民的牲畜。

　　嘉塘草原很少饲养绵羊或者山羊，牲畜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和顶级食肉动物的恢复有关。在牧民的访谈里，大家都会说，相比较于牦牛，羊被狼捕食的风险要大得多，因此损失也很大。

　　犬科动物的捕食习惯和雪豹这样的大猫不太一样，很多报道会有狼进入羊圈，一次性咬死十几二十只羊的现象，而雪豹通常只会捕食自己要吃的那一只。除此之外，相较于牦牛，羊显然更容易被捕获。在嘉塘，有牧民新生了12头小羊，而到年底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头。这样的损失风险，让牧民倾向于不再饲养绵羊和山羊，进而增加牦牛的数量。

　　一方面，牲畜和有蹄类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如今这片土地上，牲畜和有蹄类的数量大概是50:1，牲畜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另一方面，随着牲畜不断挤占野生有蹄类的空间，那么狼这样的顶级食肉动物会更容易把牲畜当作食物，在某些区域，狼捕食家畜带来的损失占到牧民全部损失近70%。

　　如今，随着人类无法直接猎捕顶级食肉动物，狼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数量和影响应该会得到扩大和增长，那么它们最终会怎么影响到不断挤压野生有蹄类生存空间的家畜，以及它们是否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人类对于狼的容忍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大型食肉动物的共存，才是考验我们野生动物保护路径的最大挑战。

　　到目前为止，嘉塘的研究，也只是给了我们一些简单的表征，但背后复杂的机理依然不甚清晰，从关键物种到营养级联，再到食物链的上下行调节，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在嘉塘寻找到答案。

　　“在人与动物、花朵等自然创造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伟大的准则，至今罕有人知，但终会人所共知。”我在乔治·夏勒博士的《与兽同在》的卷首看到了这段话，这段话是维克多·雨果的名言。

　　夏爷爷曾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了在坦桑尼亚塞伦盖蒂的研究，后来写出了《塞伦盖蒂的狮子》。在2010年以后的日子，我们很有荣幸地和夏爷爷出过几次野外，这里面包括三江源和横断山脉。2014年的时候，夏爷爷曾经带着我们去了趟肯尼亚的马塞马拉，这里与南方的塞伦盖蒂共同组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壮观的野生动物奇观——塞伦盖蒂-马赛马拉生态系统。在那片非洲的草原上，夏爷爷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讲述这片草地上马赛人、草地和野生动物的故事，以及基于50年的监测数据作出的它们彼此互动的判断。

　　但塞伦盖提曾险些毁于自以为是的人们。上世纪50年代末，当来自家畜的牛瘟被消灭后，塞伦盖蒂的角马数量开始暴增，在70年代末达到了150万只，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公园的管理者都要求通过猎杀来降低角马数量，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生态系统要被角马压垮了；但是和夏爷爷几乎同时代在塞伦盖蒂做研究的托尼·辛克莱顶住了压力，决定不予干预，随后世人见证了史诗般的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历程。角马在70年代竟然开始迁徙，开始联通了塞伦盖提和马赛马拉两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食肉类的数量随之增加；随后暴增的角马群又通过大量啃食草类降低了草原大火的影响范围，没有了大火年复一年的灼烧，树木开始生长，稀树草原开始恢复，生物多样性开始增加，塞伦盖蒂终于变成了今天的模样。基于长期连续的系统观察记录，人们甚至发现塞伦盖提的树木群落结构存在着周期性的改变：小型树木每30-40年一个变化周期，而大型树木是80年。通过对于塞伦盖蒂生态系统的研究，特别是长期的生态学观察数据，托尼·辛克莱勾勒出了这片草原上万物互动的逻辑，后来被写进了《生命的法则》这本书里。

　　但是，塞伦盖蒂的研究并没有把人类以及数量众多的家畜纳入到生态系统中来考虑，它依然是一个没有被人类及人类活动强烈影响的生态系统，因此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类似于物理定律的冰冷冷的规则。我们更想知道，在人类的足迹几乎不可避免的踏入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今天，如果人类的活动加入进去之后，这些规则是否同样适用。

　　当然，除了人为活动之外，另外一个正在不断施加影响的因素是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区域，这个区域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人为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夹击下，这个系统还将如何的运作。

　　在居维叶到达尔文的博物学时代里，大家不断地从神的世界里走出来，学习和想要寻找自然的逻辑，但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技术的持续进步里，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断地失衡，我们开始怀疑或者逐渐忘记自然的法则，而对人类的力量有了特殊的崇拜。

　　所以，在嘉塘的这些工作，能否帮助我们讲述三江源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法则，那些被自然所制定的，还没有被人类所察觉到的法则。透过这些法则，我们能够看到这片土地上不同生命，不同个体之间互动的奥秘。即使当人类以及放牧行为带来的牲畜数量已经远大于野生动物的数量，但是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依然要遵循。探寻这些法则，不仅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为了在这里的人类找到更好的生存的可能。

　　如今，为了在研究之外，增加更多的解决方案的探索，我的同事胡萱、贡保草以及康师做了大量的以社区为主体的草地恢复以及妇女手工艺的工作，希望这些尝试以及漂亮的作品，通过减缓草地退化以及创造多样的生计来源，可以增加妇女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气候带来的风险。

　　从狼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到藏狐、荒漠猫、赤狐这样的中小型食肉动物，再到藏原羚、藏野驴等大中型有蹄类，以及鼠兔旱獭这样的小型的食草动物，当然，还有在这个生态系统里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家畜，我们希望在这个系统里找到属于嘉塘草原的法则。以及属于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共同的生存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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